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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到古人下毒的场面，最为经典的或许是那句“大郎，该吃药了”。
一碗混着毒药的汤药下去，武大郎直呼肚子疼，吓得潘金莲赶紧扯来床被给他闷住。最终，武大郎七窍流血，当场毙命，连火化时骨头都是黢黑的。这让人不禁怀疑：在化学不发达的古代，毒药真有这么厉害吗？它们是用什么原料制成的呢？
要说古代毒药的“纸面毒性”，很多人会想起电影《唐伯虎点秋香》中的“一日丧命散”和“含笑半步癫”。一日丧命散用七种毒虫加上鹤顶红提炼七七四十九日而成，无色无味，杀人于无形；含笑半步癫则是用蜂蜜、川北、桔梗加上天山雪莲配制而成，除了毒性猛烈之外，味道还很不错。
展开剩余92%武侠小说中的毒药就更古怪离奇了，什么一谈恋爱就浑身疼的情花毒、笑三声就死翘翘的三笑逍遥散，还有每年端午定期发作、乖乖听话就能领解药解毒的三尸脑神丹……这些一招制胜的毒药，在古代真的存在吗？
凡药皆有毒
“毒药”一词最早见于《周礼》：
“医师掌医之政令，聚毒药以供医事。”
可见，古代人一开始是把毒药看作一切药物的总称，而毒性则是药物的偏性，毒性的大小就是药物副作用的大小。就连我国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书籍《神农本草经》也通过考量有无毒性和功用价值的三品分类法来给药物分类。
随着古人用药范围的逐渐扩大，医疗实践的进步发展，药性缓和、无毒副作用的药物越来越多地获得应用。人们逐渐了解哪些药物对人体有伤害，并认识到这些药物“皆能变乱于人为害，亦能杀人”。医家也将有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区分开来，并在历代本草书籍中加以标注。
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，古代人制造毒药的原料主要有矿物、植物和动物三种。
毒药界“出镜率”最高的，当属砒霜和鹤顶红，都属于矿物性毒药，甚至严格来讲，它俩都是一种原料。尽管鹤顶红的名字听起来像是取材于鹤头上的丹顶，但鹤肉、鹤骨和鹤脑都可以入药，不仅无毒而且滋补增益，鹤顶怎么就成了剧毒？
真正的毒药鹤顶红实际上来源于一种天然矿物——红信石，主要成分是三氧化二砷，矿石晶体呈红色金智股配，因此被古人命名为“鹤顶红”。将信石加以烧炼和研磨，就成了砒霜。由于古人提纯技术不够先进，常常会在毒药中残留硫化物，只要遇上银便会发生变黑的化学反应，因此便有了各种古装剧里拿银针试毒的场面。
古籍中记载，提炼砒霜时，人必须得站在十丈之远的上风向，以免在下风向被毒死。这种砷化物的药效是通过让人体的蛋白质失去活性，从而阻断细胞内氧化供能的途径来致人死亡，和西方推理小说家阿加莎笔下常常出现的致命毒药氰化物功用类似。潘金莲给武大郎汤药里加的，就是从开药铺的西门庆那里拿的砒霜。
《水浒传》里高俅给卢俊义饭菜里加的水银，同样也是矿物毒药。不过水银的毒性没有砒霜那般猛烈，卢俊义也是等到半夜才毒性发作。一般来说，水银会侵害人体的肾脏器官与消化系统，导致肾衰竭、胃肠穿孔，令中毒者痛不欲生，慢慢折磨致死。
植物性毒药更为常见，《中药大辞典》把这些服用以后能对人体产生胃肠道强烈毒副反应的草药统称为“断肠草”。电影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里，大王（周润发饰）给王后（巩俐饰）下的慢性毒药名为“西域草乌头”。乌头是一种绽放着蓝紫色花朵的植物，看起来人畜无害，但它根里所含的乌头碱却有毒。乌头在中国全域分布非常广泛，李时珍记录过，乌头常被打成汁涂在箭头上制成毒箭来射飞禽走兽。《三国演义》里关羽所中的毒箭正是来源于此毒。
电视剧《甄嬛传》带“火”了一味毒药——夹竹桃。剧中的齐妃担心莞嫔的孩子和三阿哥抢皇位，便听信安陵容放了夹竹桃的花粉进行毒害，虽然最后并未得逞，但现实中，这种植物仅需3克干燥的药物便能致死一名成人。有着很强观赏性的夹竹桃，从叶、树皮、根、花到种子，均含有多种毒性极强的物质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和金银花长得很像的钩吻，又名野葛，人误服后极易引起死亡，就连死者的血液也含有剧毒；南唐后主李煜被宋太宗赵光义赐的毒酒，里面的草药叫马钱子，服用后会引起强直性惊阙，全身抽搐而亡；被称为“见血封喉”的箭毒木，其中的乳白色汁液会导致心脏麻痹以至窒息死亡，果然“药如其名”。
提到动物性毒药，很多人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毒蛇。毒蛇种类颇多，而以蝮蛇为首。这种蛇呈黄黑色，在秋季时毒性最为剧烈，人被咬后若得不到及时救治就会危及生命。除了蛇，还有毒蝎子、毒蜘蛛，不过好在这两种动物致命的种类都没分布在中国。
动物性毒药中，有一例在各种历史故事中常常出现的神秘剧毒——鸩。鸩是一种毒鸟，相传用它的羽毛在酒中浸一下，酒就成了鸩酒，毒性很大，几乎不可解救，久而久之鸩酒就成了毒酒的统称，这种杀人方式也被称为“鸩杀”。
历史上最早的鸩杀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，《国语·鲁语上》就记载了晋国用鸩酒杀俘虏卫成公的故事。后来，王莽鸩杀汉平帝、李建成和李元吉因争夺权力而合谋鸩杀唐太宗李世民等故事，成了历史上用鸩谋杀的著名案例。
在君臣之间，还存在着一种皇帝赐官员毒酒的做法。“赐酒”以委婉含蓄的方式送官员体面上路，可谓是“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”。《旧唐书》曾记载，唐代宗曾赐鸩酒给大内供奉贾道冲，唐文宗也曾赐鸩酒给骠骑大将军王守澄，这或许就是《甄嬛传》里雍正赐果郡王鸩酒的“灵感来源”吧？
不过，并不是以上所有药物都能致死，避开剂量谈毒性也属于“耍流氓”。一般来说，想要达到同样的效果，药物入汤剂比干吃的用量要大得多。以《水浒传》为例，潘金莲给武大郎吃的砒霜，一般0.2克致死，泡在汤里药量可能需要更多。而砒霜的口感辛辣刺激，难怪武大郎难以下咽，连声喊苦。高俅给卢俊义下的水银，不考虑到其在空气中所挥发掉的体积，也需0.1克才能致命，不到一颗米粒大小。
私人恩怨与政治谋杀
古代王朝政治斗争的修罗场中，毒杀是消灭对手的途径之一，一旦成功，可能比兵变、起义来得容易。在各种正史、野史和文学作品中金智股配，无论平民百姓还是贵族宫廷，都围绕着私人恩怨与政治纠葛展开了许多毒杀故事。
春秋末期史学家左丘明曾在《国语》中记载了晋献公妃子骊姬乱政的故事，鸩毒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。骊姬被晋献公娶回家后，凭借宠爱逐步坐上夫人的位置，但她并不满足，还想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奚齐扶植为太子，便开始想方设法离间原太子申生和晋献公的感情。后妈骊姬在丈夫的酒肉中下了鸩毒，栽赃到继子申生头上，申生百口莫辩，只能出宫远逃。最后，骊姬之子奚齐如愿坐上太子之位。
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史书都曾记载了武则天下毒杀害外甥女贺兰氏，并栽赃给跟自己关系不太好的两个哥哥武惟良和武怀运，实现了“一石二鸟”的复仇——武则天称后以来，武家一家得以鸡犬升天，武则天母亲杨氏被封为荣国夫人，武则天的哥哥们也有了官做。一次家宴上，杨氏问侄子武惟良：
“还记得你们当年的样子吗？知道今天这荣华富贵是谁给的不？”
没想到在场的武则天异母哥哥武元庆、武元爽和堂兄武惟良、武怀运谁都不肯接杨氏的话茬溜须拍马，反而说：
“我们能当官当然是因为我们是武家功臣之后，不是靠当了皇后的妹妹，如果靠外戚的关系进官场，我们一点也不感觉荣耀。”
杨氏听完气得够呛，饭局一散立马找武则天把几个哥哥贬出京城，武元庆和武元爽都在流放的半路上病死了。武则天还是不解气，正好当时武则天姐姐武顺的女儿贺兰氏在宫中颇承皇帝恩宠，还被封为魏国夫人，风头大有胜过皇后的趋势，武则天便命武惟良和武怀运回京献食，她偷偷在食物中下毒，令贺兰氏中毒暴毙。送餐的武氏兄弟顺理成章揽下罪责，遭到诛杀。
当然还有一些中毒故事在史书中并未记载，却有史实印证，清朝皇帝光绪之死便是一例。2008年，有研究者在《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》一文中用检测光绪头发的方式证实了光绪死于砒霜中毒。作为一种推测，人们迅速把有犯罪嫌疑的下毒者锁定为慈禧太后，认为这是一场权力斗争引起的人伦惨变，但事实究竟如何，还有待论证。
江湖门派中的非主流
而在武侠世界中，擅于用毒的高手也不少，而且自成门派。
由当代武林泰斗万籁声所著的《武术汇宗》里介绍了以机关、暗器和毒药而雄踞蜀中的家族式门派——唐门。在这个门派里，毒药只能做辅助，助长暗器的威力。武侠小说家古龙《名剑风流》里曾描写过唐门最霸道的暗器——毒砂。只要挨上一粒，一个时辰伤口溃烂，三天之内必死无疑。还有一种名为“铁蒺藜”的暗器，由十三片铁叶子拼成，每片铁叶子上都淬了不同的毒，毒性见血就发作，神仙来了也救不回来。
金庸小说里的云南五毒教，则是一个把毒的攻击力发挥到极致的门派，与百药门并称江湖两大毒门，但五毒教实力更胜一筹。中国民间早有“五毒”的说法：一蛇，二蜈蚣，三蜘蛛，四蝎子，五蟾蜍。在很早以前，我国的中医药先驱就开始应用“五毒”来治疗特定的人类疾病，历史上的各种《本草》以及我国现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对“五毒”均有收录。
金庸先生关于“五毒教”的描述显然有一定科学依据，他巧妙利用“五毒”的不同成分，虚构出令江湖武林人士闻风丧胆的独门绝招。例如五毒教的奇门兵刃——蝎尾鞭、由蜘蛛网演变出的武功——软红蛛索、需斩断一只手掌改套上铁钩才能修炼的武功——铁蜈钩......五毒教教主何铁手曾用这些武功与《碧血剑》男主角袁承志相斗，攻守连环，毫无破绽。
尽管这些暗器杀伤力极高，但用毒的门派却没有在江湖上广泛发展起来，甚至在以刀剑为主要兵器的江湖中显得有点儿“非主流”。到了《笑傲江湖》里，五毒教教主更替为蓝凤凰，但该教已经成了日月神教的属下帮派，大有落寞之势。毕竟，用毒的门派常被视为旁门左道，“暗箭难防”始终是个贬义词，因此这些门派与那些自称光明磊落的大门派不可相提并论。当然，从毒理学上来说，把毒药涂在很容易扎破手的暗器上，恐怕反而是用毒的人中毒概率更高。所以这些门派在修炼毒药时，很可能还没杀死别人，自己已经被误伤了。
冷兵器加毒药，叠加成呢？
前文曾说道，《三国演义》里关羽所中的毒箭，很可能来源于植物性毒药乌头，随后便有了罗贯中笔下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，关羽饮酒食肉、谈笑弈棋的情节。可能有人要说了，战斗力这么强的关公都能被毒箭所伤，如果在古代战场上大规模用毒箭射杀敌人，岂不是制胜法宝？
真实的古代战场上很少大规模用毒箭。一是因为普通的箭只要命中率够高、能射入对方躯干之中，那么送对方归西的可能性就很大了。由于箭头上有很多铁锈，导致伤口感染的概率非常高，而古人又没有抗生素，死于破伤风是很常见的事情。其二则是在箭头上撒毒药，着实费力不讨好，就拿古人较为常用的砒霜和乌头来说，这两者都是固体状，只能磨成粉末使用，要想抹在大批箭头上且不毒到自己，精细程度堪比绣花。古人在打仗前，反而常把箭泡在粪水里，让被射伤的敌人沾染病菌，这种“下毒方式”比较简单也不会被误伤。
在《三国演义》里，毒箭曾多次出场。除了关羽北征襄樊时被曹军所射的毒箭之外，周瑜率军攻打南郡之战中，也挨了曹军一记毒箭，中箭后“疼不可当，饮食俱废”。这两支毒箭都来自于曹魏名将——曹仁。经神医华佗诊断，毒箭头上喂有“乌头之药”。
诸葛亮率领的蜀汉大军南征孟获时，孟获弟弟孟优的朋友——南蛮秃龙洞元帅朵思大王发射毒箭击退了蜀军的进攻。这种毒箭“一弩齐发十矢，箭头上皆用毒药。但有中箭者，皮肉皆烂，见五脏而死”，毒性之猛，非乌头这种植物性毒药能比。再联系一下朵思大王所处的地理位置，估计他使用的是西南地区较为常见的毒蛇等动物性毒药。
有解药吗？
不过既然有各种神奇的毒药，是不是意味着也有解毒的方子。拜众多武侠小说所赐，“解药”一词被人们所熟知。《笑傲江湖》中日月神教教主专用毒药——三尸脑神丹的解药方法非常离奇，中毒者平时没有异样，毒性只在每年端午节发作，发病时尸虫入脑，剧痛无比，需得教主的解药才能克制。这种解毒方式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，那些服下解药效果立竿见影的情节也纯属虚构。
药理学中，解毒实际上是一种“以毒攻毒”，也就是产生化学反应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毒药作用。因此，单靠一粒药丸来解毒几乎是要完的。要想解毒，要么除去还未被人体吸收的毒素，例如洗胃、催吐，要么就是破坏未被吸收的毒物及其作用。张仲景在《金匮要略》中曾写道：
“鸟兽有中毒死者，其肉有毒，解之方：大豆煮汁，及盐汁，服之，解。”
尽管古人没有道出大豆解毒的原理，但现代人用蛋白质含量多的大豆、牛奶等食品解重金属中毒已经成为常识，其原理是依靠食物的蛋白质来结合重金属离子，从而使重金属离子尽量少与人体的功能蛋白结合，达到部分缓解毒性之效。传说中，以小型毒蛇为食的蓝蛇，用它的蛇头为原料制成的蓝药能够杀人，但食其蛇尾肉却又可以解毒，这是一种物类相感和相生相克的治疗理念，但不知是否管用。
因此在相生相克的大自然中，每种毒性原理都有其克制的办法。制毒的人不一定会制作解药，但起码知道中的什么毒，自然也就知道什么东西能抑制毒性，但说所谓解药一服下就立竿见影，也有点夸张了。在化学配置方法不太发达的古代，制毒者可获得的毒药大多来自于植物、动物或矿物，自然界就是毒的战场，自然界中得来的毒，从自然界中寻找中和缓解的办法，但即使对症，时间和剂量都是关键变量，救过来了，人也是鬼门前走一圈。
参考资料：
[1] 邵晖，王敏，吴文青等主编.毒药本草[M].北京：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2004.01.
[2] 于智敏主编.中医药之“毒”[M].北京：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2007.03.
[3] 霍斌.唐宋时期毒药的使用与管理研究[J].宋史研究论丛金智股配,2021(02):127-142.DOI:10.16764/b.cnki.ssyjlc.2021.004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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